让农民成为中产阶级吧

中文内容：将普遍贫穷的农民变为中产阶级，好象是个天方夜谭。其实有简单的方法实现这个目标——将土地所有权还给农民，

中国的多数农民就会变成中产阶级，中国也将因此成为名符其实的世界最大消费市场，经济转型亦指日可待
文 刘兴成
稳增长、调结构、管通胀是中国经济的平衡三角。现阶段，稳增长和管通胀是互相冲突的。

多发货币，政府加大投资，就能实现增长，但会进一步吹大房地产泡沫，引发通货膨胀。抑制通货膨胀，经济增长速度会进一步放慢。

调结构是中国经济三角的核心，只有在调结构上突破，才能兼顾增长和通胀。
将农民变为中产阶级
改革开放30多年，中国由短缺经济，变成产能过剩的经济。此前，主要由美国和欧洲消化中国的过剩产能。

美国发生金融危机、欧洲发生债务危机之后，欧美的需求锐减，中国企业出口困难重重，且欧美加强了对中国企业的反倾销、反补贴。
增加投资可以促进经济增长，但中国靠增加投资获得经济增长的模式难以为继。中国2003年以来对房地产的投资不断加速，形成了巨大的房地产泡沫。

目前，中国的房地产价格与美国和日本接近，但美国和日本的人均收入是中国的10倍，因此，相对于收入，中国的房价是美国和日本的10倍。
中央银行公布《2012年第2季度储户问卷调查报告》，68.5%的居民认为目前房价“高得难以接受”，只有2.1%的居民认为“令人满意”。

畸高的房地产价格，是中国提高城镇化率的阻碍，也是经济成本高企不下的源头。
2009年以来政府主导投资的4万亿元，由于投资效率低下，形成了巨大的债务黑洞。根据国家审计署数据，截至2010年底，全国地方政府性债务余额为10.7万亿元，

其中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67,109.51亿元，占62.62%；政府负有担保责任的或有债务23,369.74亿元，占21.80%；

政府可能承担一定救助责任的其他相关债务16,695.66亿元，占15.58%。
在出口和投资不能为经济增长继续加码的情况下，把目光聚集在消费上是明智的。
在理论上，中国有13亿人口，GDP世界第二，中国应是世界上最大的消费市场。
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，2011年中国城镇居民人均年收入23,979元，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1,810元，

农村居民年人均纯收入6,977元，全年城乡居民收入比为3.13：1。
中国城乡居民的收入增长速度，长期以来大大落后于GDP增速。亚洲开发银行在《2012年亚洲发展展望》的报告中称，

中国城乡收入差距非常大，城镇居民家庭人均收入几乎是农村居民家庭人均收入的3.5倍。
最新研究报告显示，2012年上半年，中国大陆基尼系数持续上升，达到0.613，已经突破联合国[微博]有关组织规定的危机临界点。
实际上，在仍有6、7亿较为贫困农民的中国，其消费市场并不像想象的那样大，中国有购买力的消费需求既没有美国大，也没有欧洲大。
如何将理论上最大的消费市场，变成实际上最大的消费市场？在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，农民都是中产阶级。如果把6、7亿农民变成中产阶级，

哪怕把一半农民变成中产阶级，中国就会成为名符其实的世界最大消费市场，消化过剩的产能，避免中等收入陷阱，经济还可以高速增长二三十年。
将普遍贫穷的农民变为中产阶级，好象是个天方夜谭。其实有简单的方法实现这个目标——将土地所有权还给农民，中国的多数农民就会变成中产阶级。
农民天然拥有分配权
1947年9月13日，中国共产党通过了《中国土地法大纲》，于同年10月10日公布施行。

《中国土地法大纲》第一条规定：“废除封建性及半封建性剥削的土地制度，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。”
《中国土地法大纲》要求，以乡或村为单位统一分配土地，数量上抽多补少，质量上抽肥补瘦，所有权归农户所有。

该大纲在分配土地时，允许中农保有高于贫农的土地量，并分给地主同样的一份土地。
《中国土地法大纲》第十一条规定，分配给人民的土地，由政府发给土地所有证，并承认其自由经营、买卖及在特定条件下出租的权利。
现行的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》，与《中国土地法大纲》是一脉相承的。《土地管理法》规定，农村土地实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。

农村和城市郊区的土地、宅基地、自留地、自留山，属于农民集体所有。集体所有就是组成集体的每个人所有或每家农户所有。
现行《土地管理法》的缺憾是，既规定农民集体拥有土地，又规定农民只能使用土地，在自相矛盾的同时，回避了农民个人拥有土地所有权的问题。
中国的农民名义上是在承包土地，但承包土地具有占有、使用、收益和处分的权利。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》，具有占有、使用、收益和处分的权利，就具备了所有权的属性。
目前正在进行第四轮《土地管理法》修改。应当在新的《土地管理法》中，将集体地实至名归，规定为每个农民拥有土地所有权。
《土地管理法修正案(草案)》拟将土地征收补偿标准提高10倍。10倍的补偿标准不知是怎么得来的，拍脑袋决策是典型的计划经济思维。

政府或设计者不是“神算子”，市场才是真正的“神算子”。
《土地管理法》要解决的不该是土地征收补偿标准或土地价格问题，而是国有土地与集体土地拥有平等地权的问题，是城乡公平问题，是巨大的城乡贫富鸿沟的问题。

只要实现了地权平等和城乡公平，在土地价格问题上，市场比政府处理得更好。
在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，土地就是资本，农民都是老板。只有中国的农民，向集体承包土地，为集体打工。
集体是什么？集体既是一个个农民自己，也是一个虚无的所有者缺位的概念。所有者缺位，集体所有就表现为权力所有。

集体被权力主导，压制了农民的权利，事实上剥夺了农民的土地所有权。
中国农民为什么贫穷？是因为没有分配权。没有所有权就没有分配权。

农民拥有土地所有权之后，就能参与分配，提高收入，把自己变成中产阶级，消除贫穷，缩小城乡收入比例。

在城郊地区和经济发达地区，农民拥有土地所有权后，很快就会成为中产阶级。
目前，改革和腐败在赛跑。腐败现象严重且难以消除，是由于权力得不到有效的制约和监督。

将土地所有权还给农民以后，农民就可以用权利制约权力，强制征地和野蛮拆迁就会成为特例，而不是普遍现象。
强制征地和野蛮拆迁被制度性消除后，中国社会的上访量和群体性事件就会急剧下降。

如果可以省下年预算高达7,000多亿元“维稳费”的一半，将3,000多亿元投入到经济转型，中国的经济转型会更顺畅，社会更和谐，民生更幸福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