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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投资自由度何时升温

时间:2017年11月20日

中国投资自由度何时升温
中文内容:改善投资软环境的核心是实行法治。只要实行法治,投资者有稳定的预期,就能减轻投资主体的压力,从而逐步提升中国的投资自由度
文 《法人》特约撰稿 刘兴成
最近,关于中国投资现状有好、坏两个消息。
好消息是,中国身家10亿美元以上的超级富豪人数超过了美国,居世界第一。坏消息是,74%的富人已经或正在考虑移民,首选国家是美国。
不管我们是先听好消息,还是先听坏消息,中国的投资自由度都出了问题。该问题会倒逼出什么样的改革?
摸清投资环境的家底

今年初,兴业银行(601166,股吧)与胡润研究院联合发布《2012中国高净值人群消费需求白皮书》,
其中得出结论:以人民币计,中国资产过千万的富人达到270万人,其中亿元资产以上的富豪6.35万人。
在胡润2013全球富豪榜上,中国资产超10亿美元的超级富豪数量达到212人,美国为211人,中国一举超越了美国,成为10亿美元富豪全球最多的国家。
贝恩公司和招商银行(600036,股吧)的研究报告表明,中国有27%的富人已经移民,另有47%的人正在考虑移民。
富人高达74%的移民倾向比例,又是一个不怎么美妙的世界第一。这让人不得不关注中国的投资环境。
投资环境(Investment Environment)指投资主体在进行投资时所面临的、影响投资活动的自然要素、政治要素、经济要素、法律要素和社会要素等要素的总称。
它包含了对投资活动有影响的地理区位、自然资源、基础设施、原材料供应、市场化程度、竞争状况、人力资源、信息渠道、资金融通、
纳税负担、社会服务、经济政策、法律法规、社会秩序、政治形势等条件和因素。
按投资环境要素的物质形态属性不同,分为投资的硬环境和软环境。硬环境是指具有物质形态的要素组合。软环境主要是指非物质形态的要素。

投资环境原来是相对于外国或境外投资者而言的,投资环境不佳,外国或境外投资者来得少,或者将原来的投资撤回或转移到其他国家或地区。
但富人向国外或境外移民,说明投资环境对本国的国民也有巨大的影响力。
外国或境外投资者对中国的生产力成本、法律政策和知识产权保护等比较敏感。如果在上海或者香港租一间办公室比纽约还贵,
如果缅甸的劳力价格是中国南方的25%,投资者会转而选择东南亚国家、墨西哥甚至是返回投资国本土。
中国的投资者对贫富分化、法律风险、子女教育、税赋负担、食品安全和环境恶化等比较关注,这些因素导致以富裕阶层和知识精英为主的群体,形成“海外移民潮”。

对中国投资环境的看法争议很大,外国或境外投资者最看重中国庞大的市场,而中国国民最厌恶贫富分化。
富人不希望生活在贫穷的汪洋大海包围的孤岛上,这样的孤岛让富人对安全感十分焦虑。
贫富分化在国际上用基尼系数来衡量。基尼系数是综合考察居民收入分配差异状况的一个重要分析指标,数值在0和1之间。基尼系数保持在0.2-0.4之间比较合理,
低于0.2说明社会动力不足,高于0.4表明社会不安定。经济学家们通常把0.4作为收入分配差距的“警戒线”。发达国家的基尼系数大都在0.24到0.36之间。
2012年12月9日,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报告显示,2010年中国家庭的基尼系数为0.61,其中城镇家庭内部的基尼系数为0.56,
农村家庭内部的基尼系数为0.60,大大高于0.44的全球平均水平。
该报告得出结论:“当前中国的家庭收入差距巨大,世所少见。”2013年1月18日,国家统计局公布了多年不公布的全国居民收入基尼系数:
2003年中国基尼系数是0.479,2010年为0.481,2012年是0.474,全部高于0.4的“警戒线”。贫富分化也许就是中国投资环境家底的“魔鬼细节”。
GDP和居民收入增长数据的对比,可以证实贫富分化的“魔鬼细节”。根据国家统计局每年对十几万户居民家庭的直接调查结果,
从1978年到2012年,扣除物价上涨因素后,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10.5倍,年均实际增长7.4%;全国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实际增长10.8倍,
年均实际增长7.5%。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,GDP增长67倍,但国民的收入远远落后于GDP增长,只增长了不到11倍。
政府主导投资是问题所在
衡量投资环境的指标,是投资自由度。而投资自由度是经济自由度的重要组成部分。

经济自由度指数,是由《华尔街日报(博客,微博)》和美国传统基金会发布的年度报告,涵盖全球155个以上的国家和地区,是全球权威的经济自由度评价指标之一。
经济自由度评价遵循的原理是,政府干预经济与经济自由度成反比。政府对经济的干涉水平越高,经济自由度越低。
美国传统基金会长期研究得出的结论是,具有较多经济自由度的国家与那些较少经济自由度的国家相比,会拥有较高的长期经济增长速度和社会更加繁荣的景象。

调查研究者按照10个因素给被考核国家或地区的经济自由度0-100的评分。得分越高,显示政府对经济的干预程度越低。
这10个因素是:商业自由度、贸易自由度、财政自由度、政府支出、货币自由度、投资自由度、金融自由度、产权、腐败对经济影响的程度和劳工自由度。
以10大因素得分进行计算平均,然后得出总分数。
考察经济自由度的10个因素,是从专业的角度详细划分的。实际上,10个因素是相辅相成的,每一个因素都包含了投资自由度。
从投资者的角度看,经济自由度就是投资自由度,没有实质性的区别。
一个经济体的自由度获得提升,会获得投资者的青睐,投资者更愿意到经济自由度高的地方投资。经济自由度越高,意味着未来的发展潜力越大。
投资者在投资前会对投资环境进行考察,对比各个经济体的经济自由度情况,选择最终的投资目的地。
根据美国传统基金会的报告,2007年在全球165个国家和地区的经济自由度指数排名中,印度居于第115名,属于比较不自由的经济体,
而中国大陆排名第126名,与印度相差11位。在2010年经济自由度指数排名中,中国大陆排在170多个国家和地区中的第140位。中国大陆2012年的全球排名为136位。
2010年时中国香港以89.7的经济自由度指数获得第一名,连续16年名列榜首。2012年中国香港连续18年在经济自由度上蝉联榜首。
为什么中国大陆与中国香港的经济自由度相差悬殊?中国大陆与中国香港经济体系最大的不同,是中国香港由市场主导投资,而中国大陆由政府主导投资。

按投资主体区分,在中国的投资分为外商资本投资、国有资本投资和民间资本投资3类。
这3类投资都由政府制定差异化的产业政策,不同的投资主体享受不同的政策优惠,不同的投资主体有不同的行业门槛,投资主体难以获得投资自由度。
这是中国政府主导投资的第一个经济现象。
中国政府主导投资的第二个经济现象,是政府直接投资。政府直接投资形成国有企业,国有企业占据着垄断行业。政府直接投资导致的弊端,
一是政府既是裁判员,又是运动员,导致市场规则不公平;二是国有企业占据着垄断行业,造成市场主体不正当竞争,市场竞争不自由、不充分;
三是国有企业效率低下,拖累了国民经济的整体效益,致使经济结构不合理。政府直接投资损害了投资自由度。
法治提升中国投资自由度

自2010年中国GDP超过日本后,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,但中国的经济自由度或投资自由度排名历来靠后,这与中国的整体经济实力严重不相称。
如何提升中国的投资自由度?中国何时实现投资自由度与经济实力相协调?
烧开火或者让水达到沸点,与提升投资自由度有异曲同工之妙。烧开火的科学原理很简单:同等数量的水要烧开,燃料越好,越快达到沸点;
在燃料不变的情况下,气压越低,也越快达到沸点。
如果我们把硬环境比做投资自由度的燃料,那么软环境就是投资自由度的气压。全世界的经济学家和市场分析人士都认为,
在港口、公路、民航、电力、通讯、市政建设等投资硬环境方面,中国不比发达国家差多少,但中国的投资软环境有很大的改善空间。
改善投资软环境的核心是实行法治。只要实行法治,投资者有稳定的预期,就能减轻投资主体的压力,从而逐步提升中国的投资自由度。
中国香港连续18年在经济自由度上蝉联榜首,得益于香港在世界上名列前茅的法治水准。
在中国实行法治,执政党、政府、司法界和市场早就达成了共识。在是否实行法治上已经没有分歧,中国构建了较为完整的法律体系。
没有人对实行法治有异议,为什么中国的法治水准仍处于青春期?概因有的政府部门、地方政府和一些官员把法律当做自己的工具,
没有把法律当做目的和信仰去追求,法律在有助于其达到目的时运用法律,其他时间不是把法律束之高阁,就是另搞一套,没有把法律的价值充分体现出来。
法律的价值对投资自由度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。以信用证规则的法律适用为例,牟其中信用证诈骗案发生后,后续出现了一系列信用证诈骗错案。
自2006年1月1日起施行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信用证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》后,再也没有在新闻媒体上看到企业家被错判“信用证诈骗罪”的报道。
2013年10月25日,李克强总理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,部署推进公司注册资本登记制度改革,降低创业成本,保障创业权利,
取消有限责任公司最低注册资本3万元、一人有限责任公司最低注册资本10万元、股份有限公司最低注册资本500万元的限制。
该政策变成法律后,鲜有企业家会再犯“虚报注册资本罪”“虚假出资和抽逃出资罪”。如果法律减轻了投资者的出资压力,就提升了中国社会创办企业的投资自由度。
中国市场上争议很大的是包含“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”和“集资诈骗罪”两罪的所谓“非法集资”罪(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只规定了“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”和“集资诈骗罪”,
并没有规定“非法集资”罪)。孙大午案、吴英案和曾成杰案,都是“非法集资”罪引起巨大争议的典型案例。
如果中国出台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投资促进法》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间借贷法》,就可以避免发生沸沸扬扬的“非法集资”案,有助于提升中国的投资自由度。
中国的投资自由度与经济总量严重不匹配的问题,会倒逼产生法治改革。
中国需要充分体现法律价值的法治改革。十八届三中全会《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》,
要“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”,要“推进法治中国建设”,对法治改革作出了回答。
中国开始法治改革的时候,也是中国投资自由度开始升温的时候。中国法治改革基本完成之日,就是将中国的投资自由度提升到与经济总量基本匹配之时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