禹作敏、牟其中、褚时健、唐万新、孙大午、郑俊怀、顾雏军、李经纬、戴国芳、龚家龙、周正毅、张荣坤、田文华、黄光裕等知名企业家，不管他们是否真的构成犯罪，不管他们构成的犯罪是否为最后裁判的罪名，不管他们犯罪是否有体制的原因，他们都是因为与法律的龃龉而落马的。这就让我们不得不深思中国国情下企业家与法律的距离这个命题。

　　驾驭金钱

　　中国商圣范蠡曾提出：“商道兴国，共兴本念。”即经商者赚钱，首先为国家，其次为大家，最后才是为自家。这与著名经济学家张维迎 “利已先利人”的市场逻辑显然不谋而合：“如果一个人想得到幸福，他(或她)必须首先使别人幸福。”

　　牛根生秉持“财散人聚，财聚人散”的原则，成就了蒙牛大业。在企业家普遍感觉缺乏人才的同时，为什么比亚迪的创建者王传福从来不缺乏人才？本来王传福拥有比亚迪百分之百的股份，但比亚迪上市后王传福只拥有比亚迪约28%的股份，拥有约28%的股份即成为中国首富，王传福身边的百万富翁、千万富翁、亿万富翁又有多少？这就是王传福从来不缺乏人才的根本原因。

　　真正的企业家赚钱不靠金钱开道，靠的是信用、智慧和能力。如果企业家赚钱靠的是金钱开道，就不会有华人首富李嘉诚，因为李嘉诚创业前穷得连学都上不起。

　　据胡润研究院发布的《中国富豪特别报告》，行贿、资本市场相关问题和诈骗是富豪出问题的三大主因。

　　那些在金钱上栽了跟头的企业家，并不是不知道企业家赚钱不靠金钱，而是鬼使神差地相信金钱万能，信奉“有钱能使鬼推磨”，他们要么是一时糊涂，要么是养成了赚钱和花钱上的坏习惯：拿金钱铺路，有事靠金钱摆平。他们看起来是在驾驭金钱，实际上是被金钱驾驭。

　　金钱观不一样，赚钱和花钱的结果就不一样。有的人会坐牢，金钱上损失惨重，甚至变得一文不名。有的人会把企业做强做大，获得更多的金钱。

　　金钱就是货币。货币本身没有善恶，但对待货币的态度和行为有善恶之分。赚钱是天经地义的，但赚到的钱，有的烫手，有的不烫手。赚钱的方法和渠道是多种多样的，但有的取之有道，有的不择手段。

　　企业家如何驾驭金钱而不被金钱驾驭？建设性地赚钱和花钱，就是驾驭金钱，是法律支持的。破坏性地赚钱和花钱，就是被金钱驾驭，是法律不允许的。

　　政商关系

　　不少企业家是在处理政商关系时触犯法律而落马的。

　　企业家绕不开公共权力，必须和公共权力打交道。很多企业家花大部分时间和精力处理与公共权力的关系，只用少部分时间处理企业事务。

　　有的企业家通过输送利益的方式，安排或租用公共权力为企业做事，为企业增加利润或降低成本。但以向掌握公共权力的人输送利益的方式来获取企业成功，即使成功也只能成功一时，不可成功一世。

　　向公权力输送利益的企业家不会真正成功，这里面蕴含着一个基本原理：企业家没有安排公共权力的权利。执政权力和司法权力都是公权力，如果任由企业家安排，在企业家和掌握公权力的人都违法的同时，权力已经被私有化。公有财产合法地私有化可以富民强国，但公共权力不可能合法地私有化，因私有化的公权力既伤害老百姓，又危害国家政权。私有化的公权力是一种异化的权力，必然是腐败的权力。掌握腐败权力的人会变得很疯狂，自己驾驭不了自己，最终会走向毁灭。

　　企业家没有安排公共权力的权利，但总有企业家试图用金钱的力量安排或租用公权力，使用非法手段换取官员手中的权力，获得表面上或短期内的快速发展，这必然为企业带来违法的风险，企业的发展会非常脆弱。一旦风险兑现，企业家和官员沦为阶下囚，企业必定遭受巨大的灾难。

　　那些擅长风险管理的企业家，没有侥幸心理，不会采取图谋安排权力的行动。有智慧的企业家，是通过提升企业竞争力实现成功的。

　　企业家没有安排公权力的权利，同时企业家也没有被公权力违法安排的义务。企业家有权对违法的权力安排说不，有权利也有义务维护公开、公正、公平和诚实信用的市场秩序，并从中受益。如果企业家不敢于或不擅于对违法的权力安排说不，最终倒霉的是企业家，受害的是企业。

　　官员傍大款，大款傍官员，都存在巨大的法律风险。让企业具有核心竞争力，才是企业家成功的人间正道。真正的企业家，应该多找市场，少找市长。

　　有智慧的企业家会建立“亲”“清”新型政商关系。所谓“亲”，就是企业家积极主动同各级党委和政府多沟通多交流，讲真话，说实情，建诤言，满腔热情支持地方发展。所谓“清”，就是要洁身自好、走正道，遵纪守法办企业，光明正大搞经营。

　　法律靠山

　　有些自以为成熟的企业家，认为中国还不是真正的法治国家，因此，用金钱摆平问题，利用权力指挥法律，没把法律放在眼里，最后被法律制裁，落得悲惨的下场。

　　根据媒体的公开报道，自1997年以来，企业家犯罪呈逐年上升和发展的趋势，共有几百位重量级企业家因犯罪落马，其中不少人曾登上中国福布斯和胡润富豪榜，他们中不乏担任过各级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的企业家，也不乏获得省级以上各种荣誉和奖励的企业家。

　　不管企业家是在金钱上落马的，还是在处理与权力的关系时落马的，这些企业家落马的共同点是涉嫌触犯了法律。企业家究竟离法律多远才危险，离法律多近才安全？

　　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，所有经济活动都应当在法律的规范下有序进行。法律是国家和人民意志的体现，是执政党和中央政府的长期政策，法律给予企业家确定的预期，给予企业家经营管理的准则，因此，企业家离法律越近越好，法律应当成为企业家永远的靠山。

　　企业家如何把法律当作靠山？首先，企业家可以不懂法律，但不能没有法律意识。企业家除了有金钱意识和权力意识外，万万不可缺少法律意识，企业家办公室与监狱也许只有一墙之隔。

　　第二，在法律上，防患于未然比亡羊补牢要高明。企业家增加事前预防法律风险的投入，要比事后法律救火划算得多。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企业家在中国投资，首先聘请律师了解公司或项目的法律和政策，接着对拟合作对象进行尽职调查，掌握拟合作对象的信用和实力，将法律风险降到最低，是“先小人后君子”的做法，区别于不少中国企业家付出惨重代价的“先君子后小人”的做法。

　　第三，企业家应有宪法、行政法、商事法和刑法等全面的法律风险观，法律已经成为企业家主宰商海沉浮的方向盘。企业家在决策中运用法律，既可以避免战略风险，又可以创造利润。在企业经营管理活动中，企业家需要面对行政处分、行政处罚等行政法律风险，面对进入门槛、合约关系、经济责任等商事法律风险，面对职务犯罪、单位犯罪等刑事法律风险。企业家会涉及到法律的方方面面，绝不仅仅是打一场官司那么简单。

　　可见，企业家可运用的有三种力量：金钱、权力和法律。同时，金钱、权力和法律也是左右企业家的三种力量。如果将法律与权力相比，可以说“铁打的法律流水的官”。如果将法律与金钱相比，可以说“金打的法律铁打的钱”。金钱、权力和法律的分量可见一斑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