因社保缴费基数争议引发的索赔案件屡见不鲜，尤其涉及工亡抚恤金这类高额诉求时，企业往往陷入被动。近日，在北京中永律师事务所第三届青年律师论坛上，青年律师戴先锋分享的合肥“社保差额抚恤金案”以百万索赔的激烈冲突、清晰的抗辩逻辑，为同类案件处理提供了宝贵借鉴。

突发工亡：百万差额索赔从天而降

2024年8月21日，合肥某公司员工陈某在岗期间突发意外猝死，同年11月1日，陈某的死亡被正式认定为因工死亡。四名遗属以社保缴费基数低于实发工资导致抚恤金减少为由，向公司索赔一次性差额114.7万元。员工猝死、遗属索赔、百万差额、紧急应诉，戴先锋律师面对重重困扰，深入思考。

抽丝剥茧：法律关系成为破局关键

面对棘手的案情，戴先锋律师接到委托后立即展开深入分析。在厘清案件事实细节后，他敏锐地发现，本案的核心突破口在于法律关系的界定。原告方主张本案属于劳动争议，但这一诉求与现行法律规定存在明显冲突。

依据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（一）》第一条第五项明确规定，劳动争议仅涵盖“未办理社保手续 + 不能补办 + 无法享受待遇”的赔偿纠纷。而本案中公司已为陈某办理了社保手续，遗属也已享受相应社保待遇，显然不符合该条款的适用条件。

进一步检索地方规定后，2018年安徽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、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发布的《关于加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与诉讼衔接机制建设的实施意见》（皖人社发〔2018〕17号）给出了更明确的依据：“对于用人单位已为劳动者办理了社会保险手续，但因用人单位欠缴、拒缴社会保险费或者劳动者对缴费年限、缴费基数有异议等发生的争议，不作为劳动争议处理。”，这一规定让案件的抗辩思路豁然开朗。

双重抗辩：程序+实体筑牢维权防线

基于明确的法律依据，戴先锋律师构建了“程序+实体”的双重抗辩体系，全面回应原告诉求。

程序层面，将争议焦点精准引导为“劳动者因社保缴费基数异议产生的纠纷”，依据上述法律及地方规定，明确主张本案不属于人民法院劳动争议受案范围，从根源上质疑原告起诉的合法性。

实体层面，戴律师进一步指出两点核心抗辩理由：一是抚恤金依法应按月支付，原告要求一次性索赔114.7万元缺乏法律依据；二是社保部门已依法核发相关待遇，且每年的待遇金额会随缴费基数调整而动态变化，一次性支付反而不利于保障遗属长期、稳定的生活。

双重抗辩逻辑严密、依据充分，最终一审法院裁定驳回原告起诉，为企业赢得了关键胜利。目前原告已提起上诉，二审尚未开庭，但一审的胜诉已为同类案件提供了重要参考。

深度延伸：社保争议的法律救济路径

本案的处理引发了对社保争议救济路径的深度思考。很多人容易混淆“缴费工资”与“本人工资”的概念，实际上《工伤保险条例》中的缴费工资并不完全等同于劳动者实际发放的本人工资，用人单位申报的缴费数额需经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核定。

《社会保险法》也明确规定：“用人单位未按时足额缴纳社会保险费的，由社会保险费征收机构责令其限期缴纳或者补足。”这一规定进一步明确，社保缴费基数争议不属于劳动争议受案范围，相关纠纷应通过行政程序寻求救济。

换位思考：劳动者如何主张合法权益？

从劳动者角度出发，若遇到社保缴费基数不足导致待遇降低的情况，该如何有效行使救济权利？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典型案例给出了答案。

在冯某诉大连某公司北京研发中心劳动争议案件中，冯某先要求公司补缴社会保险，并向朝阳社保管理中心申请补发一次性伤残补助金差额，但社保中心明确回复，补缴后新发生的费用不包含一次性伤残补助金。这意味着冯某因公司未足额缴费导致的待遇损失，无法通过行政途径获得救济。最终法院判决公司承担差额损失赔偿责任。

可见，劳动者主张此类权利的关键在于：先通过行政程序尝试救济，若行政途径无法弥补损失，且有充分证据证明待遇降低系用人单位未足额缴费所致，可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，要求用人单位承担赔偿责任。

办案启示：程序性要求不可忽视

合肥“社保差额抚恤金案”的一审胜诉，为法律实务提供了重要启示：在案件事实没有争议，但法律适用存在模糊空间时，切勿忽视程序性要求。准确界定案件法律关系、找准争议的核心性质，往往能起到事半功倍的抗辩效果。

无论是企业面对突发的高额索赔，还是劳动者寻求社保待遇的合理补偿，都需要准确把握法律规定的救济路径，遵循法定程序维护自身合法权益。这场百万索赔案的处理，不仅展现了北京中永（合肥）律师事务所戴先锋律师的专业素养，更为同类案件的处理提供了清晰的思路指引。